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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剌尼亚的遗赠: 天文学中的女性之历史概述

存档,谢绝转载。

作者:Andrea K. Dobson and Katherine Bracher(Whitman College)

作者注:乌剌尼亚(Urania)是古希腊天文学缪斯女神。

对很多人来讲,“女性天文学家”可以说是矛盾修辞。拿起任一本当代天文学课本(几乎所有都是由男性所作【1】),翻到索引,你能找到的女性估计不会多于五六个。难道天文学(或者说“主流”天文学)一直都是由男性发展的吗?错了。虽然所受的社会压力通常十分令人生畏,女性仍一直参与着天文学的研究。许多女人(学生不会在课本上找到她们的名字)为我们对宇宙的进一步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

女性参与天文学(当然还有科学)的机会一直被各种因素限制着,外因如没有机会受教育(而就算有些人受了教育,她们也没有机会工作或接触到仪器),以及社会的熏陶使得她们开始怀疑自身价值和能力。此文意在简述一些女性天文学家的工作,并探究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女性从事天文的机会、她们的工作还有她们在天文学中的自我印象发生了什么改变。【2】


卡罗琳·赫歇尔

在高等教育还未普及之时,女性(和男性,这一点通常会被忽视)通常由亲戚引导着发展出对天文的兴趣。通常,女性天文学家会成为她们父亲、丈夫或兄弟的助手,而这种合作容易给她们的工作贴上“非完全原创”的标签。

一位因助手工作受到过一些认可的女性天文学家是卡罗琳·卢克雷蒂娅·赫歇尔(Caroline Lucretia Herschel)。她1750年于德国汉诺威在一个有着音乐传统的大家庭里出生。卡洛琳母亲认为她应该受一点正式的教育,并应接受大量非正式训练来学习如何照顾她的兄长。年长她十二岁的兄长威廉姆于1757年去了英国,带着一身音乐技能和对天文学的满腔热爱。15年后,卡洛琳也踏上了同样的道路。在接受了一些额外的正式训练后,卡洛琳·赫歇尔本可以开始自己的独唱生涯,但她放弃了这条道路,转而开始替兄长打理家务。

威廉姆1781年发现了天王星(乔治三世在之后也发了薪水给他),而这允许他将一生奉献给天文学。威廉姆为望远镜磨镜片时,卡洛琳在给他喂饭;观察星空时,卡洛琳在记录结果。在1782年,他给了她一只小天文望远镜,这样她可以在他离开时自己观测星空。1786年8月1日,卡洛琳发现了一颗彗星,这是她此后十一年发现的八颗彗星中的第一颗。呈递给皇家协会秘书的宣布发现的字条中,她的语气几乎是歉疚的,而在之后的通告中她则专业了许多,没有之前那么自贬。

为表彰她的工作,国王授予了她每年50磅的抚恤金。这是“第一次一个女人被指为宫廷天文学家的助手”,也是卡洛琳第一次拥有可随意使用的储蓄。1788年,威廉姆结了婚,卡洛琳也从家庭主母的角色中解放了出来,不过,她继续在天文学方面担任他的助手,并在空闲时间自己观测。

比她发现彗星工作更重要的,是她对兄长星云观测结果的简化和发表。在那个时代,简化位置数据,委婉点说也是个苦活。她的工作包括1822年威廉姆去世之后结果的发表。威廉姆·赫歇尔在一系列扫荡中观测的星云目录包含超过2500个位置数据。1828年,已返回汉诺威的卡洛琳因此项工作获得了皇家天文协会(RAS)授予的一枚金奖章。威廉姆之子、著名天文学家约翰时任皇家天文协会主席,他对此奖的态度十分暧昧。在报告给他姑姑时,他写道“请务必明白我的想法。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尽全力反对了,但在这个情况下,我确实无能为力。协会做得不错,但它可以做得更好。不过我的看法没人问过,也没人在乎(在之后的通信里,他确实对这里对姑姑的冒犯道了歉)”卡洛琳自己似乎也不太确定,她回复侄子说“对此等荣誉,比起感激,我更震惊,因为我知道女人受到太多关注有多么危险……那些说我说得太多的人对你父亲就说得太少了!”终其一生,卡洛琳都在贬低自己的工作,更多地选择夸赞其兄长的研究。

尽管她的视力衰退了,赫歇尔也一直尽力研究天文学。路过汉诺威的天文学家经常造访她。在1835年,她和玛丽·萨默维尔被推选为皇家天文协会的荣誉成员(女性当然不能成为正式成员),1846年,普鲁士国王在她的生日上授予了她一枚科学金奖章。卡洛琳在次年过世,享年97岁。



玛利亚·米歇尔

赫歇尔过世的那一年,一个29岁的图书管理员兼业余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彗星。因此发现,丹麦国王授予了玛利亚·米歇尔一枚金奖章。这是当时发现的第一颗肉眼不能见的彗星。米歇尔一举成名,不过很明显,她的名声并不够持久,至少史密森尼博物馆并没觉得她的重要性值得被囊括进1976年的“美国天文学200年”的展览里。

1818年,在一个名为南塔克特的小岛上,米歇尔出生于一个贵格会家庭中。当时,岛上的男人常年在外,女性只有互相依赖。这也许影响了米歇尔后来对女子大学的推动。她父亲对天文学很感兴趣,玛利亚做他的助手,在很小时就学会了如何使用六分仪和设定精密计时器。之后,她评价自己“天生才华有限,但却异常坚持”。十六岁时,米歇尔的正式教育终止了。在教书一年后,米歇尔成为了新建的南塔克特科文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图书馆只在下午和周六晚开放,米歇尔有充足的时间自我学习、研究天文。他父亲以业余天文学家的身份出名,这也让米歇尔有机会接触到哈佛和史密森尼的专业天文学家。

在发现彗星后,米歇尔被推选为美国艺术暨科学学会的第一位女性会员(95年后,在1848年, 该会才吸纳了第二位女性会员),也在1850年被推选为新成立的美国科学促进会成员。

在1849年,米歇尔成为了航海历法局一名计算员(进行冗长的数学计算),计算(毫无疑问!)金星的位置。在接下来19年中,她一直从事此项工作。

【译注:金星意为维纳斯,维纳斯是神话中的爱神】

米歇尔的最大贡献是在女性教育的领域。她的彗星发现并不是什么震天撼地的科学大事件,但也确实让社会认可了她作为美国少有的女性科学家的身份。因此,在1865年瓦萨学院成立之时,虽然米歇尔没受到过多少正式教育,她依然受到邀请,成为了天文学教授和天文台台长。此刻,米歇尔相当关注女性“半文盲,松散,不精确”的思维方式。她似乎有意识地决定了要将时间更多地花在教书上,而不打算花费时间做更多能带来声望的研究。显而易见,作为老师,米歇尔十分出色,她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对数学和观测的要求极其严格。不过,瓦萨学院的董事会却明显不太认可她的价值:与男性教授收到的2500美元的相比,米歇尔的工资仅仅有800美元。

虽然缺乏仪器,米歇尔和学生仍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天文研究。她观测了日食,在1878年她去丹佛观测到了那次著名的日食;她也追踪太阳黑子的变化;她还常年观测木星,并推断只能看见气体外壳的木星事实上完全由气体组成,而不是如当前理论所说的仅仅是在固体上覆了一层气体;她也指出了木星卫星外表上的区别。因为这项研究,米歇尔获得了三个荣誉学位:汉诺威学院(1853)和哥伦比亚大学(1887)的LL.D.(法律博士),罗格斯大学的Ph.D.(哲学博士,1870)。一个小型月球陨石坑也以她命名。

米歇尔对女性权利——或更明确地说——女性科学教育方面越来越有兴趣。1873年,她协助成立了女性发展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并在1875和1876两年担任该协会的主席。直到死亡,她都主持着该协会。

米歇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并没有为理论天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她一直全力否认“女性在过去没为科学做出贡献,在未来也没能力做贡献”这种说法。如果比较忙着缝兄长袜子的卡洛琳·赫歇尔和配备了一个天文台和许多助手的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那就太不公平了:“哪怕对于最伟大的大脑来说,自然界的定律也不会被意外发现,理论也不会因巧合创出。它们不会在对琐事的担忧和繁忙中产生;它们只能被勤奋地追寻……而在有能力的女性能为研究奉献一生之前,讨论她们是否能够作出原创贡献只是徒劳。”然而,米歇尔仍觉得女性会在某些领域更加成功:尤其是某些需要辛勤测量和注意细节的领域。


女子大学的角色

米歇尔见证了那个富家子弟孤身从事天文研究的时代终结。科技的进步——摄影、光谱、更大的望远镜——很快就让天文台的数字和从事天文学花费的资金迅速增长起来。正式教育成为了必需品,而学界也开始区分科班出身的科学家和自学的业余者了(女人,本身的业余者,当然不会受到欢迎!)。

走向十九世纪末尾时,女性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骤然增高。美国是女子大学前锋:除了瓦萨学院,相继成立的曼荷莲女子学院(成立于1837年),史密斯女子学院(1871),韦尔斯利学院(1875)是最早期的女子大学。而研究生教育,男子大学的新奇玩意,还不是女子大学能弄的东西。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的温尼弗雷德·埃格顿(Winnifred Edgerton)拼搏多年才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1886年,她成为了第一个拿到Ph.D的美国女性,随后的90年代,有四名女性追随了她的脚步。

然而教育并不是工作的保障。多萝西娅·克朗普克(Dorothea Klumpke)——后来在太平洋天文协会设立了一项投资——在巴黎取得了博士学位并找到了工作;玛格丽塔·帕尔默(Margaretta Palmer,Ph.D.1894)则留在耶鲁当了一个计算员。女子大学是个例外:1865年到1926年16名女性在瓦萨、曼荷莲、史密斯、韦尔斯利和男女同校的史瓦兹摩尔学院取得了教授教职或成为了天文台台长。某些情况下,这还促成了下面几代的女性教员:在瓦萨学院,玛利亚·米歇尔由她的学生之一玛丽·惠特尼接任,而她又被卡洛琳·弗内斯,瓦萨1891级学生接任。

女子大学的研究与米歇尔在瓦萨早期的项目很类似:耐心、重复地观测物体,如彗星、小行星、变星之类。正如帕米拉·麦克(Pamela Mack)所指出的那样: “女子大学的教授将这些研究问题固定为女性的工作,原因是他们手头的仪器只可以做这些。在他们咨询男性天文学家时,那些人也建议了这些课题。”不过,她们做的这些艰苦工作似乎也不是男校嗤之以鼻的对象。1870年代晚期,美国的第二个学生物理实验室就在韦尔斯利学院由莎拉·惠廷(Sarah F. Whiting)监督建立(物理是那里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刚刚在MIT建立了第一个这种实验室的爱德华·皮克林(Edward C. Pickering)也提供了建议。


天文台

新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天文学家在大型天文台找到了计算员的工作机会。薇拉·鲁宾(Vera Rubin)引用了她研究生的一个评论,说20世纪早期美国天文学的崛起正是由于George Ellery Hele(大型望远镜建造者)发现了钱,而爱德华·皮克林发现了女人!帕米拉·麦克找到了164名1875到1920年在美国各种天文台工作的女性。哈佛大学天文台(哈佛大学天文台)于1875年雇佣了第一批女性天文学家。皮克林在两年后成为了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虽然皮克林鼓励年轻聪慧的女孩继续追求高等教育,他和当代大多数其他男性科学家一样,相信女性的智力只够处理重复、非创造性的数据收集工作,而不能胜任原创性理论工作。

皮克林是天体物理这一当时还在成长的科学的早期倡导者,也是一位培根派数据收集者。他似乎较为支持女性从事天文学工作,但此举似乎更有经济方面的考量:在1898年的年度报告中,他指出,女人“完成的常规工作与工资更多的天文学家一样好,这样,我们就可以雇佣三倍到四倍的助手。”通常,哈佛大学天文台的女性员工时薪25到35美分。在那个机会严重受限的时代,皮克林收到的来自女性的申请比他所能雇佣的女人要多得多。女性没有希望晋升到独立设计课题的职位,她们的工作只是人们期望女人做的:许多人数十年一直在记录数据、编目录并分类,从某种程度上讲,她们花费的时间和因此增长的对学科的极端熟练度也让她们做出了极有价值的工作。(当时戏称哈佛工作的女人为“皮克林后宫”,这是对时代的鲜明反映)


弗莱明和坎农

第一批为皮克林所雇的女人中有威廉敏娜·弗莱明(Williamina Paton Fleming)。弗莱明于1857年出生于苏格兰,在1875年她与丈夫移民到了美国。两年后,他们的婚姻破裂了,而她还怀着孕。弗莱明成为了做皮克林的女佣。1881年时,她已在天文台工作了。一开始,她只做一些常规工作,但随时间发展,她的责任慢慢加重。在学习光谱学后一直到她过世,弗莱明发现了当时已知107颗沃尔夫-拉叶星【3】中的94颗,28个已知星云中的10个,还有222个长期变星;她负责编辑天文台的发表文献,并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女性雇员的监督者。第一批德雷伯(Henry Draper)星表中恒星光谱型的大部分都建立在她的分类上(亨利·德雷伯是一名富裕的纽约医生和业余天文学家,他的妻子在他死后以纪念他的名义给哈佛天文台捐了一大笔钱)。1898年,弗莱明被指派为哈佛集团的天文摄影馆馆长,这是女性第一次得到此种工作。1906年她被选为英国皇家天文协会的荣誉成员。在职业生涯以外,她还成功将儿子抚养长大,并把他送进了MIT。弗莱明似乎很确信在天文台里有一个“女人的位置” :她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发表“天文学中女性的工作领域”的演讲,虽有限制,却仍很有价值。弗莱明死于1911年,享年54岁。

弗莱明的继任馆长(这次不是哈佛集团任命)是安妮·坎农(Annie Jump Cannon),韦尔斯利1884级的学生。1863年,坎农出生在一个富裕之家,她的母亲是一位业余天文学家,她引发了坎农对天空的兴趣。在惠廷手下学习的时候,她喜欢上了光谱学。毕业后的十年,坎农出于义务在特拉华州在家陪伴父母,“……非常不满意生活……[因为有]那么多我可以做的事。”。1894年母亲过世后,坎农回到了韦尔斯利学院,当起了物理助手。她在拉德克里夫学院修习天文学,并于1896年成为了哈佛大学天文台的一员。

坎农重整了弗莱明的光谱分类系统,成功展示全谱线强度而不仅仅是氢谱线的系统倾向性。她去掉了一些字母族,重排了另一些,结果便是OBAFGKM光谱分类法,至今还在使用(有一些小小的修正)【4】。成为天文摄影馆馆长之后,坎农开始系统分类哈佛照片底片上的所有恒星,一直分到九等星。她对几乎500000光谱进行了检测和分类,精确到1/10光谱型(精确度在多年之后坎农重分类一些光谱时定下)。1918到1924年间,她的工作以九卷德雷柏分类的形式发布。

为表彰她对天文学的贡献,坎农共获得了六项荣誉学位,其中包括1925年来自牛津大学的学位。1914年,她被推选为英国皇家天文协会的成员,1932年,她获女性科学研究资助协会颁发的理查兹研究奖(Ellen Richards Research Prize),后者囊括一笔奖金。坎农将奖金捐给美国天文协会,为杰出女性天文学家设立了一个常设奖项(1934年以来,坎农奖大约每三年一发,1974年之后,奖项改为由美国大学女性协会在美国天文协会建议下颁发)。坎农经常参加美国天文协会的会议,并在1910后担任了几年该协会财务主管,三十年代晚期开始担任委员会委员。

即使她在光谱分类上取得了极大成就,别处也给予了她相应的承认,但她的工作在哈佛并未受到官方表彰。

早在1911年,一个访问委员会就做了报告说“非常奇怪,虽然她已经被世界承认为此项工作最伟大的专家……她在该学府却没有任何正式职位。”直到1938年,她去世的三年前,哈佛集团才将75岁的坎农任命为天文学教授。


莫里和勒维特

坎农致力于分类。她的系统使用简单,人格富有魅力,工作速度惊人;这些条例中只有第一条适用于另一位来自“皮克林后宫”的成员。安东尼亚·莫里(Antonia C. Maury),这位沉闷严厉的天才天文学家有着独到的物理洞察力,而她对繁琐工作的厌烦导致她不适合常规的光谱分类工作。莫里出生于1866年,是亨利·德雷伯的侄女。 1887年,从瓦萨学院毕业后,她父亲恳求皮克林给莫里一个工作。莫里在哈佛大学天文台断断续续地工作到了1935年。

坎农的早期工作包括分类南方恒星序,而莫里则拿到了北方。与坎农相似,她也对弗莱明的方案不太满意(有些只是因为早期相片质量较差而产生的错误),并发明了自己的版本。除了相对谱线强度,莫里的系统还包括谱线的锐度。低质量观测来早期的相片十分模糊,这意味着分类需要花时间比较一组对比相片。皮克林很为他的计算员的效率自豪,他自己却觉得这个过程很烦人。直到1897年,莫里分类过的681颗恒星才发表出来。她的分类法有22个罗马数字类和3等锐度,较为难用。她确认了光谱型相同的恒星可能有几种,为埃希纳·赫茨普龙(Ejnar Hertzsprung)之后发现巨星奠定了基础。赫茨普龙试图说服皮克林由莫里建立的锐度学说的重要性,但徒劳无功。1943年,美国天文协会为表彰莫里工作授予了她坎农奖。

在分类以外,莫里还研究了分光双星——这些恒星的双重性质只有通过光谱分析才能看出。在莫里的协助下,皮克林发现了第一个这样有双重轨道的恒星,两个非常接近的恒星在围对方转动的同时光谱线也发生了变化。皮克林对其作出了正确的解释。莫里后来发现了第二个分光双星,御夫座β,并在之后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另一对非常接近的双星,天琴座β。据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施金(Cecilia Payne-Gaposchkin)记载,莫里在找难题方面相当有天赋!

早期哈佛大学天文台最杰出的女性天文学家大概是亨丽爱塔·勒维特(Henrietta Swan Leavitt)了,她于1895年来到天文台,并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勒维特是一名公理会牧师的女儿,1892年,她从拉德克利夫学院(即当时的妇女大学教育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Collegiate Instruction of Women)毕业。她因病失聪,病情暂缓了她的研究。1902年,34岁的她重返哈佛大学天文台,并在那里展开了长期工作。

在哈佛大学天文台里,勒维特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照相测光标准的北极星序,她的成果直到四十年代光电测光出现后才退出了舞台。她也参与了分类变星的工作,为哈佛收藏增添了2000颗星。就跟计算员做的大多数工作一样,这是很累的工作,过程包括重叠两个不同时间拍的正片和底片,并寻找相片上大小出现了变化的恒星。

在研究麦哲伦星云中的变星时,勒维特做出了此生最大的发现。麦哲伦星云是银河系一个较小的伴星云,在南半球可见。此星云离我们有16万光年远,所以小麦哲伦星云(SMC)里的所有恒星离我们的距离都差不多远(这个例子可以这么表述:所有洛杉矶的人离某个纽约人距离差不多远)。既然恒星距离相等,我们观测到的恒星亮度区别就是其本征区别了。勒维特在小麦哲伦星云中发现了25个造父变星(这类变星以典型星仙王座δ得名),光变周期是2至40天。她发现恒星越亮,光变周期越长。而一旦确认了离我们最近的造父变星的距离,我们又已知其周光关系(周期与亮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通过简单观测找到任意造父变星的本征亮度。换句话说,在弄清造父变星的视亮度和本征亮度后,天文学家就可以立即“读出”该星距离——而天体的距离,除了离我们最近的几颗恒星外,是最难确认的。

周光关系的发现给了我们判断银河系外距离的第一种手段,它的出现很快证明有不少我们一开始以为是“星云”的天体其实是星系。然而勒维特本人却没有因发现变星本质和发展距离理论获得回报:应用她理论的工作被交给了她的男性同事,而她则回到了衡量相片的苦活之中。跟莫里不同,她似乎并没抱怨过自己的任务。不过,这肯定让她很挫败,正如佩恩-加波施金所记:“将分光测光的工作交给勒维特小姐也许是个明智的决定,毕竟她是哈佛大学天文台里最有能力的女性。但这个决定也非常残酷,因为它迫使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从事毫不合适的工作,变星研究很有可能因此而落后了几十年。”勒维特的工作也得到了一些认可,瑞典科学院的米塔格-累夫勒教授认为这项研究极有价值,并提名1925年的诺贝尔奖。但在四年前,勒维特就不幸过世了,享年仅仅五十一岁。


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施金

1923年,塞西莉亚·佩恩来到了哈佛大学天文台,继承了亨丽爱塔·勒维特的工作。在接下来五十年,佩恩不仅仅在新兴的天体物理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还极大地拓宽了女性从事天文学的道路。

佩恩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在一次亚瑟·爱丁顿的演讲后,她迷上了天文学。1923年,她毕业来到了美国,试图找到比英国更好的女性就业和深造机会。时任哈佛大学天文台新台长的哈罗·沙普利(Harlow Shapley)设立了一个天文学研究生项目,并且不反对女学生参加。佩恩刚刚获得了皮克林研究基金(专为女性研究设立)。1925年,她的名为《恒星大气》的博士学位论文由天文台发表,而她的学位(由于性别原因,学位由拉德克利夫学院授予,而不是哈佛大学)是女性在哈佛大学取得的第一个天文学学位。文章被著名天文学家奥托·斯特鲁维(Otto Struve)称作“不容置疑的天文学界最出色博士论文”(而这评论在1957年才姗姗来迟!)。

【译注:拉德克利夫学院现为哈佛大学的一部分。】

为写学位论文,佩恩从哈佛摄像收藏里取走了恒星光谱,并将谱线测量数据与对恒心大气的温度和离子态如何影响谱线强度的理论预测相结合(预测由梅格纳德·萨哈在1920到1921年发表),为坎农的光谱型配上了温标。与当时学说相反,佩恩断定恒星主要由氢和氦组成。在普林斯顿大学与亨利·罗素(Henry Norris Russell)讨论之时,罗素说服了佩恩她的猜测是不可能的,因此她没有发表这个结论。令人伤心的是,几年后罗素得出相同结论并发表后,她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

取得学位后,佩恩在哈佛大学天文台工作,这也意味着她的研究受到了限制。她的课题需要与天文台目标相符,但天文台并没有她继续研究博士论文课题所需的先进光谱仪器。此后,她的主要科学生涯都花费在了星等确认和距离测量上。1934年,她与流亡俄罗斯天文学家谢尔盖·加波施金(Sergei Gaposchkin)结婚,并开始跟随丈夫研究变星。两人一起确定了约2000颗变星的光变曲线,一直确认到十等星。

佩恩-加波施金是最先试图将科研与家庭结合起来的女性。 “虽然婚姻是男候选人申请教职和天文台职位时的加分点,对于女性来说,它却毫无益处。社会期望已婚女性计算员和教授离职,专心协助丈夫。”(而佩恩-加波施金在怀头胎五个月时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此等行为极大地冒犯了传统,并在之后被严厉禁止!)

总体来说,佩恩-加波施金与之前的女人一样,工作受到了承认,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奖励。在从剑桥毕业前,她就被推选为英国皇家天文协会成员,并在1934年获得了(第一届)坎农奖,后来,她美国天文协会的亨利·罗素终身天文研究杰出奖(然而她是在1976年才得到这种承认的)。即使佩恩-加波施金是当时最有成就的天文学家之一,她却从未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的一员,也没有得过太平洋天文协会的布鲁斯金奖,更被无数职位所拒。数十年以来,哈佛都未给予她应有的承认。正如她在三十年代所说的那样:“……我的研究从未受到哈佛大学或拉德克利夫学院承认,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的。我不能出现在目录里,我不出现在课程概览里,哪怕我确实做讲座,概览里也从不会有。而我的报酬,我相信,是‘设备’的,我可没有什么讲师的职位。”1956年,56岁的佩恩-加波施金被选为正教授,并获得了天文学院的席位。她是第一个获得此种并非特地为女性所设职位的女人。对于此职位,佩恩-加波施金说自己“处在一个不太可能的拿着楔子的职位上”。


结论

“楔子”有些用处,但还是慢了点。美国天文协会在1958年等到了第一位女性副主席,夏洛特·希特力(Charlotte Moore Sitterly)【5】的到来。埃莉诺·博比奇(E.Margaret Burbidge,参与进行了恒星核合成、星系动力学和类星体的开创工作)在1976到78年间担任美国天文协会主席,她是第一个获颁布鲁斯金奖(1982)的女性。西德尼·沃尔夫(Sidney C. Wolff,恒星活动和组成)是现在的美国国家光学天文台台长,最近被推选为第二位美国天文协会女性会长,并将在1992年就职。在1985到1986年间【6】,她担任太平洋天文协会会长。到如今,研究生项目已不再歧视女性,起码不过分歧视(虽然普林斯顿大学抵抗得久了一点,直到1975年才同意女性读研天文学)。比起佩恩-加波施金的时代,大学没有那么反对女性员工及时升职、获取终身职位了,天文台也不再拒绝女性观察员了,虽然有些天文台一直挨到了六十年代(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宿舍一度被称为“寺庙”,里面连女洗手间都没有,很明显不允许女人上山观测!)。有好几名女性天文学家被选入了国家科学院,包括1978年被选入的伯比奇(Burbidge)和1981年的薇拉·鲁宾(Vera Rubin,她是研究暗物质的先锋)。1950年,300人的圈子中只有50名拥有美国博士学位的女天文学家,而比起那时,如今的杰出女性天文学家的清单肯定要长得多。

当然……11名美国天文协会的女性重要成员只占所有的约10%,这么多年来这个百分比有起有落,现在大概是11%了,当然,所有女性成员肯定要多一点。类似的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每年取得博士学位的女性百分比达到了20%的峰值(在二战期间也基本上这么高),但在四十年代晚期却跌回了10%。女性教授也有报酬,但比起男性同僚的工资,她们的报酬只有他们的93%。1976年,史密森尼博物院展览不只没有包括玛利亚·米歇尔,它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女性。

不过,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女性对于自己的看法大有改变。从卡洛琳·赫歇尔的“我为我哥哥做的只是一只受训良好的小狗做的事:那就是说,我完成他的指令。我只是他不惜费力磨块的工具而已”,到玛利亚·米歇尔在捍卫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女性时说的“这样的观测尤为适合女性……能指引针线穿过精致刺绣品的眼,肯定也能完美胜任使用蛛网般的测微计分割恒星的工作”,再到瑟西莉亚·佩恩-加波施金,这一常常建议年轻女性择职天文学的人说的、更注重“捍卫”方面的话:“不为名利选择科学……选择科学,因为除了科学没有任何事物能带给你满足;因为除了科学本身,你也不可能再获得什么了。”很多年轻女性似乎接受了挑战:目前30岁以下的美国天文协会成员,有超过20%是女性。



尾注:

1.一个例外是前美国天文协会主席和美国国家光学天文台台长Sidney Wolff,她与Dacid Morrison和Andrew Fraknoi联合撰写了一系列教材,包括那些几年前由已逝的George Abell所写的教材。——编辑

2.要了解更多在此文章里提到以及更多的女性研究成果,见此期刊稍后的文献部分。——编辑

3.我们现在知道沃尔夫-拉叶星是明亮、炽热、质量大、周围喷射出巨大气壳的恒星。而新星则是会突然释放大量辐射的恒星。——编辑

4.许多男性天文学教授发明的记光谱型的顺口溜曾经是“Oh, Be A Fine Girl, Kiss Me.”(啊,做个好女孩,吻我)今天学生可以用“Guy”(家伙)替换“Girl”(女孩),甚至更好,哈佛的Owen Gingerich发明了新的顺口溜,如“Oh Boy, An F Grade Kills Me!”(啊,天哪,F的成绩杀了我)或者”Oh Brother, Astronomers Frequently Give Killer Midterms”(啊,天啊,天文学家经常出杀人期中考试)。——编辑

5.希特力1990年获得了太平洋天文协会的布鲁斯金奖——正是她过世的那一年。她尤以对定义原子能级的研究出名。见Mercury, Nov/Dec 1990, p.179. ——编辑

6.太平洋天文协会在1977年选举的第一位女性主席是夏威夷大学的Ann Boesgaard。1961至1967年,Katherine Kron担任《太平洋天文协会发表文章》的编辑,她是第一名担任主要天文学杂志的编辑的女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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